张明在工作中。
张明告诉记者，器官捐献是一项系统的工作，因为涉及伦理、专业评估、规范操作，工作的开展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
张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OPO秘书长（OPO是器官获取组织的英文缩写），也是该院从事器官捐献工作最早的一名志愿者，他同时也是一名肾脏科副主任医师。从2013年起从事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张明见证了该院OPO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从2014年1月的首例，到如今18例器官捐献，张明感受到不到3年的时间里，这项工作正在上海飞速发展。
并非人人都可捐献器官
2010年3月，上海成为首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试点省市之一，直到2013年8月，上海首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的案例产生。家住崇明的上海市民黄先生因颅内出血，病情无法逆转，本想把肾脏捐给患尿毒症的儿子，但因血型不配，家人毅然决定把器官捐给社会。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共享与分配计算机系统上海子系统，最终，他的一肝两肾留给了3名器官衰竭患者。
张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器官捐献是一项系统的工作，因为涉及伦理、专业评估、规范操作，工作的开展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华山医院OPO成立不到3年，从最初只有张明一个协调员，发展到如今持证的协调员就有十几名，另外还有社工、麻醉科医生、移植外科医生、ICU医生、神经内外科医生、宣传团队、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等，每一个环节都分得很细，由专业的人去完成。
张明透露，整个器官捐献工作需要四个流程，首先是发现并上报潜在的捐献者，这类捐献者必须是脑死亡，已经不可逆；其次专业人员会初步评估其器官是否可以用于移植。张明表示“并非人人都可以捐献器官”，尽管目前对捐献者年龄并没有绝对限制，只要经专业评估达到一定标准即可，其中涵盖不能有传染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等条件，从目前该院遇到的捐献案例来看，捐献者基本在65岁以下。
上述两部分都符合要求时，张明便会派出协调员去和家属沟通，一旦同意，家属需要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而对脑死亡的认定则需要4名专家去共同完成，“其中2名来自院外，从市级专家库中抽取，另外2名来自院内，主要包含神经内外科专家和ICU专家。”随后会召开一个伦理委员会，等伦理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捐献者才可以进手术室，再由OPO团队中的麻醉师协调相应的手术安排及器官维护。
尽管流程复杂，但每个步骤都在与时间赛跑，对捐献者来说，他们的脏器都有一定的“保鲜度”。“一般来说，心脏为4-6小时，肝脏为8-10小时，肾脏为24小时，角膜有两周时间。”起初在这项工作开展之初，整个流程完成大概要经历一天时间，而不到3年时间里，从上报捐献者信息到获取器官，大多数案例都只需要4-5小时。
“有时候伦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在晚上，就采用电话会议，第二天再补上专家签名，确保捐献者能及时进入移植用的手术室。”
有人因时错失移植机会
2016年6月播出的纪录片《人间世》第三集《团圆》记录了张明工作时的场景，当时院内神经外科接受了一名从四川转运来的患者，24岁，患有脑肿瘤，入院后一周内病情恶化，最终被确诊为脑死亡。其父母主动提出捐献儿子身上可以用的所有器官。其母亲的解释是，虽然他们家庭很不幸，但希望可以挽救别的家庭，不要让别人也像他们一样悲痛。
得知这一消息后，张明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输入捐献者的信息，寻求器官的“受者”，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器官匹配系统，登记了全国等待移植病人的名单，根据等待者血型、排队顺序、医疗紧急度、所在地区等因素自动打分进行系统匹配。
然而整个分配工作并非那么顺利，总有一部分人因为无法按时到达医院，无奈放弃移植的机会。张明打电话给系统排名第一位的肾脏移植等待者，病人已经等了1404天，却没法在第二天8点前赶到医院，遗憾地放弃了移植机会。“肾脏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