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伪造借条

    张某想不明白，自己原本只是出于好意帮忙筹款，却无端卷入一场官司。

    2011年初，张某的妻弟刘某打算购置一辆二手水泥罐车，希望张某能协助筹款。亲情之下，张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张某从朋友金某等3人处共借得19.5万元，再加上自己的2万元，于2011年5月将总计21.5万元直接汇入原车主的账户，帮助刘某购得了这辆水泥罐车。

    2011年7月1日，张某作为中间人，让实际借款人刘某写了钱款收条，收条对21.5万元借款分别明确了利息，一部分是10万元，利息为每月2分，剩下的11.5万元，利息为每月2.5分，借款时间与向原车主打款的日期保持一致。

    然而，资金的出借人身份、每笔款项的具体利息支付方式，以及还款截止日期等细节，收条中均未提及。

    转眼4年过去了，刘某从未主动还款。在债主多次催要下，张某只得代替刘某偿还了5.7万元。

    2017年7月底，金某凭借这张伪造的借条，向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归还欠自己的钱款和利息。

刺眼的“构成犯罪”

    庭审期间，面对从未见过的借条，刘某矢口否认与金某存在借款关系，理由是自己并不认识金某，并提出只向姐夫张某借过钱，但这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尽管刘某竭力辩解，但在金张二人共同提供的证据面前，他的解释并未被法庭接受。最终，2018年6月，法院判决被告刘某归还金某钱款。

    刘某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庆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开庭时，面对法官的询问，张某和金某讲述了借贷实情，也坦白了他们伪造借据和收条的实情。

    得知真相后，庆阳市中级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张某和金某二人恶意勾结，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已严重干扰了司法秩序，并将相关线索转交给公安机关。

    2019年7月，公安机关以张某和金某涉嫌虚假诉讼罪为由，移送西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二人的虚假诉讼行为虽然涉嫌犯罪，但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不需要判处刑罚，遂对张某、金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尽管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可决定书上“构成犯罪”四个字却格外刺眼。相对不起诉的结果让退休的张某受到党纪处分，更让他在亲友面前颜面扫地。

    张某觉得，虽然借条是伪造的，但借款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怎么就被定为虚假诉讼了呢？于是，他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撤销原案的不起诉决定，认定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重新作出不起诉决定

    “债没有追回，债权人反被处理，这样的结果让我实在难以理解。”——面对申诉人的委屈，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检察官兰楠调取原案卷宗，对全案进行了实质审查。

    兰楠发现，2019年9月，张某以刘某为被告，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某清偿借款。2020年4月22日，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刘某清偿张某借款，判决也已经生效。这意味着，不仅原案的在案证据支持，法院的生效裁判也确认了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客观真实存在。

    张某的行为确有违法之处，但一定构成犯罪吗？在承办案件的最高检第十检察厅主办检察官齐涛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虚假诉讼罪本质是捏造并不存在的法律关系，干扰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齐涛告诉记者，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判断张某等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这点在最高检发布的第五十二批指导性案例“杨某涉嫌虚假诉讼不批捕复议案”中也有阐明。

    “如果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实际上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且提起的诉讼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原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的，不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齐涛说。

    查明案件基本情况后，最高检指出该案可能存在的错误，将该案交由甘肃省检察院重新办理。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案处理确有错误，要求当地检察院予以纠正。”甘肃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张鹤新告诉记者，目前，西峰区检察院已撤销原不起诉决定，认为二人行为不构成犯罪，并对张某、金某重新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确实面临许多挑战，诸如区分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特别是在处理法定犯罪案件时，许多罪状在形式上与民事纷争、行政违法有重叠，使案件处理变得尤为棘手。”从检20余年的齐涛说，“案件真相的发现，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把‘三个善于’的认识论、方法论运用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方能真正地高质效办理好每一起刑事申诉案件。”

检察官说法

虚假诉讼罪如何认定

    虚假诉讼罪本质是捏造并不存在的法律关系，干扰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判断张某等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如果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实际上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且提起的诉讼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原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的，不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

    案件真相的发现，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把“三个善于”的认识论、方法论运用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方能真正地高质效办理好每一起刑事申诉案件。

（检察日报 谷芳卿）

2022年10月份，孙某从周某处借款2万元，周某通过微信向其转账。2022年10月19日，孙某向周某出具《借条》一份，约定还款时间为2022年12月7日，利息为月利率2%。被告迟迟未偿还，双方发生争议，2023年9月诉前调解过程中，双方签订《协议书》，载明“一、孙某承诺于2023年10月30日之前偿付。二、若逾期支付，则按照月息一分支付利息，周某可申请法院执行；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后到槐荫法院签署调解书。”双方均签字捺印。后孙某仍未还款，高某起诉要求孙某偿还借款2万元及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10月20日起，按照借条出具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孙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答辩。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某借款的利息如何计算？

槐荫法院经审查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孙某向周某借款2万元，有微信交易凭证、《借条》《协议书》为据，本院予以采信，孙某应向周某偿还2万元。

关于利息问题。双方于2022年10月19日签订的《借条》中约定利息为月息2%，现周某主张自2022年10月20日起，按照借条出具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14.6%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重新约定还款时间为2023年10月30日，逾期利息为月息1%，但该《协议书》是在本案诉前调解阶段签署，是周某为解决双方纠纷和对孙某的信任作出的让步，孙某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到本院签署调解书，亦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偿还借款，若仍要求周某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计算逾期利息，显然违背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

最终，槐荫法院依法判决：孙某向周某还款2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10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4.6%计算），同上述款项一并付清。判决作出后，孙某未提出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根据约定或法定，金钱之债往往附有利息。利息之债系从债，产生与金额都取决于作为主债的金钱之债，民间借贷中约定利息更是普遍现象。本案中，原被告为促成调解自行签订《协议书》，原告也对利息做出了让步，但未经人民法院确认并出具调解书，故协议不具有效力，原告仍有权要求被告按照借款时约定的利息偿还借款。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如果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如果借款人逾期还款，出借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但两项相加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来源：槐荫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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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回放】

  2003年9月3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就原告丁某与被告上海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建设工程返还保证金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建筑公司应返还丁某20万元及相关利息（自1996年12月2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同年12月25日，该案经二审得以维持。2004年2月11日，法院立案受理丁某申请执行案，3月12日，建筑公司支付了本案执行款307687.16元（含利息106646元）。因当事人双方当时均无异议，本案执行终结。

  一年后，申请执行人丁某多次来信，反映本案在执行时利息计算错误，致其少收113266元，要求继续执行。法院就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审查，发现原案在执行时利息计算确实有误，决定继续执行。建筑公司得知此事后即向法院表明原来计算的利息无误，应驳回丁某的请求。

  长宁法院认为本案反映出的利息计算问题具有普遍性，遂对此进行专题研究，并于2007年9月18日在听证会上将“建筑公司应补付利息11348.28元”的研究结果告知丁某。但丁某仍不服，继续向上级部门投诉。事后，法院又举行由各界有关人士参加的听证会，并通过PPT投影演示了本案利息的计算方法，听证会结束后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与原答复结论一致的书面意见。

  【各方观点】

  申请执行人丁某：判决书写明“同期同档”，利息应按照固定利率计算。即应付利息＝日利率0.042％（按1996年5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五年期以上中长期贷款年利率15.12％换算而得）×20万元（本金）×实际天数2618天＝219912元。因实际收到106646元，故少收了113266元。

  被执行人建筑公司：本案计息期间，央行多次下调利率，故应以央行每一次利率调整日为基准按浮动利率分段计算，则应付利息计算后应为106546.59元。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法规部：适用固定利率对被告不利，再适用5年期以上利率档次对被告更不利，有失公平。本案可适用贷款利率，但应按照“6个月以内”利率标准连续相加计算，即利息=20万元“本金”×6个月以内“利率标准”×14个半年“用款时间”。

  上海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当前，人民法院在对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案件作出其中利息判决时，通常认为不宜判明具体数额，只需给出计算方法。实践中，债权人能索回本金往往已经心满意足，对执行利息往往很少关注。200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内容加入民事判决书所有判项之后写明。这表明，随着《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的落实，当事人对原先不知道、不清楚、不注意的权利会逐步加深认识，逐步加以行使。本案中，双方对“同期同档”和计息方法的解读均有错误，以致于从各自角度计算对己有利的利息数额相差10万元左右，需要研判，对症处理。为使胜诉当事人及时获得诉讼利益,促使败诉当事人及时履行义务,对债务利息的计算应引起高度重视，本案的最终结果将对类似案件有借鉴意义。

  【法官回应】

  要准确解读“同期同档”的含义

  在实践中，利息应按何种利率、何种方法计算常有争议，若裁判不明确或者不准确，当事人完全可以计算出有利于自己的利息数额，故有必要对“同期同档”和利息计算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1．“同期同档”的渊源

  1999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信托贷款利率由委托双方在不超过同期同档次法定贷款利率水平（含浮动）的范围内协商确定；租赁贷款利率按同期同档次法定贷款利率（含浮动）执行。”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指出“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两个规定分别将“信托贷款利率”、“租赁贷款利率”和“民间个人借贷利率”限制在“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范围内，这就排除了“同期不同档”的可能。即“法定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利率”的划分和选择包含有“同期同档”和“同期不同档”两种情况，选择“同期同档”利率确定具有唯一性。只写“同期”，不写“同期同档”，利率确定具有任意性。任意性的结果是，任何一方都可选择对己有利的某一档次的利率，容易引起纷争。

  目前，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还找不到“同期同档”的出处，只有“同期”、“同期同类”或者“最高”利率等字句。笔者从查找资料中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卷第225页的一份民事判决书中的表述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半年定期存款利率，按实际占有资金的时间、金额分段计算。”该文中确定的是“同期半年定期存款利率”，而不是“同期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或“同期二年定期存款利率”等，这可能是与“同期同档”最相关的表述。

  2．“同期同档”的含义

  “同期”指欠款发生日与所对应的央行公告基准利率日必须是在同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欠款发生日或者与央行公告基准利率日是同一天，或者不是同一天而是对应往前寻找距离欠款发生日最近的某一天。越过“某一天”选择此前公布的利率便与“同期”要求不相符，属于“不同期”。“同档”指从欠款发生日至实际还款日或者判决生效日期间所对应的利率期限档次。“同期”央行挂牌公告的贷款基准利率档次有许多，如果欠款发生日至实际还款日或者判决生效日超过5年，则必须选取“同期”中“这一天”或者“某一天”5年以上基准利率标准。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则，只写“同期”，则可以任意选取6个月以内、6个月至1年（含1年）、1至3年（含3年）或者3至5年（含5年）期等不同利率档次，引发选取利率档次上的争议，导致出现“同期不同档”计算利息的情况。

  以本案为例：1996年12月26日发生应付款20万元,“这一天”央行没有公布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消息。此前的同年5月1日和8月23日央行先后公布过一次，有6个月以内、6个月至1年（含1年）、1至3年（含3年）、3至5年（含5年）、5年以上不同利率档次。“同期”要求必须选择8月23日公布的利率，而不能选择5月1日公布的利率。2003年12月25日判决生效，从应付款发生日到判决生效日共计7年整，按照“同档”要求，对应期限利率档次只有“5年以上”，则利息=本金20万元×5年以上年利率档次×时间段（如果不换成日利率计算的话）。如果没有“同档”要求，则选择上述任何一个档次的利率都是可以的，则可有N个计算公式。

  3．银行贷款中的利息计算方法

  在确立“同期同档”规则之后，还需确定计息方法，以便解决计算期内利率调整时利息如何计算问题。

  执行固定利率。即不分段计息，自始至终按照最初确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如短期贷款，央行规定“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中长期贷款央行规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贷款不采用固定利率计息惯例，改为“借贷双方可以采用固定利率”计息。

  执行浮动利率。即利率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一定情形的出现作相应调整，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分段计息，即在支付期内遇有央行调整利率前后分段计算。这种方法可由当事人约定，但央行没有规定，审判实践有类似判例。第二，每年调整一次。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每年1月1日调整利率，通常银行在格式合同中约定；二是实行一年一定计息，即按欠款发生年月日，在每年对应的这一天调整下一年度利率后分别计算。如央行规定“中长期贷款利率实行一年一定”，只是从2004年1月1日起已经改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如“可在合同期间按月、按季、按年调整”。

  4．本案执行中的利息计算方法

  本案不是贷款合同纠纷，法院作出判决后如何执行应视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央行不同的计息方法，作相应处理。

  1995年6月26日、1995年8月18日和1999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对一年期以上中长期贷款利率实行“一年一定”制度作出规定。如《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指出“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利率实行一年一定。……根据贷款合同确定的期限，按贷款合同生效日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计息，每满一年后……再按当时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确定下一年度利率。”可见，贷款利率一年一定的含义是指，在合同签订后，每一年与签约日日期相对应的同一天，贷款利率按照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重新确定。即每年浮动于开户日对年对月对日调整利率，而非于央行公布新的利率时重新调整下一年度利率或前后分段计算利息。因此，申请执行人“按同一利率连续计算”方法和被执行人“按利率调整日分段计算”方法均于法无据，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将“同期同档”理解为利率自始固定，将利率确定中的“同期同档”概念混同于计息方式中的“固定利率”概念是没有依据的。

  本案应按“一年一定”规则于每年12月26日按照对应基准利率档次确定次年度利率并计息，然后每年相加，连同履行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一并计入得出应付利息数额，扣除已支付部分，被执行人应补付利息11348.28元。（计算公式略）

  （作者单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2010年12月30日人民法院报

    银行贷款的利率因期限不同而不同，贷款时间越长，利率越高。确定利率应以“日期”为准，即从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间届满次日起适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计息开始之日起至计算利息之日之间经过的期间，若为6个月以下，则适用6个月以下贷款的利率；若为2年，则适用1至3年的利率，以此类推。

  具体案例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执复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

    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中，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中的“判决、裁定”的范围还是存在明显分歧:

    第一种观点，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中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就仅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不应当包括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如认为:对于刑法条文不能随便作扩张解释，必须严格按照刑法条文规定确定罪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和裁定，而不包括调解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

    第二种观点，主张将调解书也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判决、裁定”的范围。如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判决、裁定”，不仅是指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书，而应当理解为人民法院就某一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并有执行内容的一切法律文书，其中就包括调解书。 “从实质意义理解，一切体现法院审判权并具有执行内容的法院裁判，都应是该法条保护的内容。”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调解书也应当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判决、裁定”的范围。主要理由如下:

    1、将法院调解书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符合设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原意。我国刑法设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其立法原意在于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树立人民法院裁判和执行的严肃性、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

    调解书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并由人民法院当庭确认的一致解决方案。从其性质来看，它仍属于人民法院的一种裁判文书。无论是拒不执行哪种生效的法律文书，都是对审判权的亵渎和挑战;无论是对法院作出的哪种法律文书拒不执行而未受到制裁，都足以降低人民法院行使职权行为的社会公信力。所以拒不执行调解书，无疑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破坏了人民法院裁判的严肃性，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将调解书排除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侵害对象范畴，势必违背设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初衷，给法律规定留下一个空白，无法保证法律规定的一致性和严密性。

    2、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与拒不执行判决书、裁定书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内容。即行为主体均是特殊主体，都是负有执行法律义务的人;侵犯客体均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主观方面均是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也都是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拒不执行调解书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应当属于同种性质，理应将人民法院的调解书直接纳入本罪客体对象范围。

    3、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是与判决书、裁定书同样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书，且未经相应程序不得改变其效力，均是司法权的有形载体，都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和强制力，不应差别对待。无论是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还是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在达到情节严重的时候都应该受到刑事追究。 

    4、拒不执行调解书具有相对更大社会危害性。基于调解书是由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解决方案，与判决、裁定一样对社会公众有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的规范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或裁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调解书还侵犯了社会的诚实信用体系，其社会危害性相对更大。

    5、将调解书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犯罪对象的范围，也是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需要。近年来，在“和谐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法院系统大力强调“能调则调”，由此，以调解形式结案的案件将越来越多。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还坚持将调解书排除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之外，那么一则调解案件权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无法依靠刑法的力量而得到最有力的法律保障;二则不少当事人也会因担忧自己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不愿接受法院的调解，给法院的调解工作带来障碍。 

文/周琳智 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

一、刑法中规定的情形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此条明确罗列的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包括：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和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共六种情形，其他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情形需要参照有关国家规定进行认定

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情形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属于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但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兜底条款的理解偏差，往往会存在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因此，司法解释一直尝试着对非法经营罪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解释。以下罗列司法解释中构成非法经营的情形：

1. 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15]129号）有关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 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

    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主要包括三类：“电视棒”等网络共享设备；非法互联网电视接收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内置含有非法电视、非法广播等非法内容的定向接收软件或硬件模块的机顶盒、电视机、投影仪、显示器；用于收看非法电视、收听非法广播的网络软件、移动互联网客户端软件和互联网电视客户端软件。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从事生产、销售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含软件），以及为非法广播电视接收软件提供下载服务、为非法广播电视节目频道接收提供链接服务等营利性活动，扰乱市场秩序，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按照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新广电发[2015]229号）

3.生产、销售赌博机或专用软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7号）对生产、销售赌博机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规定：“以提供给他人开设赌场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销售具有退币、退分、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施设备或者其专用软件，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三）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非法生产、销售赌博机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非法经营行为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4. 非法经营药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4号）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未取得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药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药用要求的非药品原料、辅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5. 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

    “伪基站”设备是未取得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的非法无线电通信设备，具有搜取手机用户信息，强行向不特定用户手机发送短信息等功能，使用过程中会非法占用公众移动通信频率，局部阻断公众移动通信网络信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依法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的意见》（公通字[2014]13号）对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的行为性质作出了准确的认定：“（一）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1、个人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三套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二万元以上的；2、单位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十套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五万元以上的；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曾因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的。”

6.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有偿提供发布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额达到前款规定的数额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7. 采挖、销售、收购麻黄草

    麻黄草是加工制作冰毒的一种主要原料，国家对麻黄草的采集、收购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集、收购麻黄草，麻黄草收购单位只能将麻黄草销售给药品生产企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麻黄草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公通字[2013]16号）对非法采挖、买卖麻黄草的行为进行定性：“违反国家规定采挖、销售、收购麻黄草，没有证据证明以制造毒品或者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为目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8. 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或私设生猪屠宰厂（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第十一条规定：“第十一条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第十二条：“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厂（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9.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2]116号）规定：“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及相关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0. 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12]12号）规定：“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或者运输、携带、寄递麻黄碱类复方制剂进出境，没有证据证明系用于制造毒品或者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或者未达到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定罪数量标准，构成非法经营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11. 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12. 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

    《烟草专卖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在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违反了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7号）第一条第五款规定：“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13.利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套现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14.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或非法代理买卖非上市公司股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8]1号）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证券业务，必须经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属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应予以取缔；涉嫌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中介机构非法代理买卖非上市公司股票，涉嫌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15. 擅自发行、销售彩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16.擅自设立、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开展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公通字[2004]53号）中规定：“对于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17.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第六条规定：“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18. 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高检发释字[2002]6号）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19. 非法生产、销售瘦肉精或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瘦肉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26号）第一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二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销售明知是添加有该类药品的饲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20. 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2号）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1. 非法经营出版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第十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2.非法经营外汇业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0号）第三条规定：“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定罪处罚：（一）非法买卖外汇二十万美元以上的；（二）违法所得五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第四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定罪处罚。居间介绍骗购外汇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含义不同。

    “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也包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社会组织。

    “离岸社团”主要是指内地居民在境外登记条件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依规注册、却在中国境内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山寨社团”是指“离岸社团”中与内地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名称完全相同或极其相似的组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的法律属性为境外非政府组织。

二、法律依据不同。

    对“非法社会组织”查处和取缔的法律依据是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对“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监管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三、监管部门不同。

    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查处职责属于各级民政部门；依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六条“国务院公安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的规定，对“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的监管职责属于公安部门。（记者 陈劲松）

          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判决：要赔

       中法新闻网讯（通讯员 姜泓宇、刘磊）于某在购买保险后受伤断手，在理赔过程中，保险公司以其受伤后断手不翼而飞，可能是受到他人伤害所致，并且于某同时投保多份保险有骗保嫌疑为由拒绝理赔。近日，吉林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法维持靖宇县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依法赔付于某各项保险金共计502400元。

    2015年10月20日，于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投保的主险为：随行两全保险，附加长险为住院日额与随行意外两项保险。然而一个月未到，于某在北京加工木料期间被电锯将左手锯断，经鉴定，其伤残程度为6级。事故发生后，于某及时通知了平安人寿公司并向平安人寿北京分公司申请了保险理赔，并多次找平安人寿公司协商理赔事宜，但平安人寿公司一直未理赔，于某在与保险公司协商无果后诉至法院。

    靖宇县法院审理后认定，于某与某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于某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事故致使身体受到伤害住院治疗并构成残疾，属于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主张的于某是受到他人伤害的理由因为没有证据不予认定，遂依法做出如上判决。一审判决后，被告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一审判决，该判决生效。

“从宽”的幅度如何把握？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沈亮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认罪认罚从宽跟刑法第67条所规定的自首从轻一样，是指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律从轻。刑法所规定的自首，并没有限定某一类案件适用，某一类案件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一样，没有特定的案件范围限制。

沈亮说，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被告人量刑主要是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来考虑，认罪认罚案件也要遵循刑法量刑的基本原则。认罪认罚案件也必须确保宽严有据、罚当其罪，避免片面地从严和一味地从宽。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其坦白认罪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也必须依法严惩。

如何避免“权钱交易”？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说，要防止这类问题，第一，要坚持证明标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仍须按照法定证明标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全面审查案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事实证据关和程序关。第二，要规范诉讼程序。必须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同时还必须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第三，要加强监督制约。公检法三机关要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确保认罪认罚案件的办案质量。第四，要强化责任追究。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权钱交易、放纵犯罪等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情形，如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会不会出现犯罪嫌疑人被迫认罪认罚？

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办理认罪认罚的案件必须确保当事人认罪认罚是自愿的。对侦查过程中是否自愿认罪，取证过程是否合法，有没有刑讯逼供这类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作为重点的审查内容。同样，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法院在法庭上仍然是要向被告人告知诉讼权利，明确其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同时重点审查其认罪的自愿性和认罪过程的合法性。如果在侦查过程中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造成认罪的，一是要纠正违法行为，同时认罪的供述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使用。

万春补充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各个阶段进行认罪认罚。之前认罪认罚事后又反悔的，也是其享有的权利。如果反悔以后，在确实明确了自己到底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明确了认罪认罚的后果以后，又重新做了认罪认罚供述，还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果反悔以后不再认罪认罚，就进入普通程序处理。同样，在认罪认罚案件判决后，犯罪嫌疑人认为受到了错误的引导，或者基于错误认识认罪认罚的，也可以提出上诉。

是否会出现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同案不同判”？

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认罪认罚从宽不是无边的从宽，前提是必须适用刑法对于各个具体罪名的规定，是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从宽，所以不会有严重突破法律的情况发生。我们还会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将来要进一步完善量刑指南，使得在适用从宽幅度上有更加明确、具体的依据。

沈亮补充说，对类似案件，非试点地方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酌情考虑认罪认罚从宽。

应如何看待特殊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撤销案件”？

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这是借鉴了国外司法实践的经验，主要适用于犯罪嫌疑人有特别重大立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更有利于维护外交、国家安全、反恐等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特殊案件。对于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这类特殊案件，检察机关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检察机关也可以经过最高检的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的数罪中一项或者多项提起公诉，但必须依法追缴违法所得。

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沈亮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在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试点方案强调刑事被害人的有效参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并将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达成谅解协议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要敦促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保障被害人尽早获得损害赔偿和心理安抚，有效地减轻诉累，及时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

深圳宝安民警对两名过马路女孩盘查身份证的事件还未平息，昆明街头又有人冒充警察以查身份证名义将人拉上车实施抢劫的报道。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紧密相连的三个问题便严重地纠结着许多人：公民出门是否有义务携带身份证？警察是否有权随意盘查公民的身份证？

现行《身份证法》2003年制定，2011年修订。其中第15条规定了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

（1）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2）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3）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4）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可见，即便是人民警察，法律也未授权其可以“随意”盘查公民身份证，而只限于4种情形可以盘查。这4种情形的前3项，要么是某人涉嫌违法犯罪，要么某人在“现场管制”和“突发事件现场”，且有查明其身份的必要，条件相当严格。

至于第4项，立法技术上称为弹性条款，一般情形下不得适用，它只是为将来某部“法律”规定何种情形也可盘查居民身份证预留制度接口。且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才能为此设限，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都不能作出这样的规定。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治安形势越来越复杂，为加强人群特别密集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2011年《身份证法》修订时在第15条第（3）项后面增加了一种情形，即“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人民警察也可依法查验身份证。

新增加的这一项，的确大大地扩展了警察盘查公民身份证的范围，但也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警察都能查验身份证，法律明确限定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之5种场所。像集贸市场、商场、医院、电影院、公园、运动场以及城镇街道等公共场所，警察都不能随意对公民盘查身份证。

至于城市举行重大活动，社会治安形势最为复杂，法律扩大警察盘查公民身份证的范围，是必要的，但也仅限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而不是说，只要某市举行重大活动，警察在全市范围内都可以对公民盘查身份证；还应注意，只有直辖市和地级市的政府才能划定这种场所，县级市政府完全无权这样做。

显然，深圳宝安民警对两名过马路的女孩盘查身份证，不属于《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的5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刘昌松（律师）

首先应当搞清一个事实：强制传唤俩女孩的警察，其言其行是“执法不规范”，还是涉嫌滥用权力？言行在“执法”范畴内，才有“规范”与“不规范”之说；超出执法范畴的言行，那“规范”二字也就无从谈起。

就眼下看，事件由警察盘查俩女孩身份证而起。依《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法定情形主要包括四种，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查证时；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还有法律规定需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虽然第四种情形弹性空间较大，但涉事警察盘查俩女孩是否符合上述情形，其本人或当地警方应给出解释。

尽管说，去年《居民身份证法》修改，对警察查验身份证进行了扩权，新增了“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情形，但街头随意截查，不在此列。

该事件中盘查演化为强制传唤，原因是涉事警察不出示证件，而盘查的前置要求就是“出示执法证件”。他还说：“假的你也得先配合”，这显然有违基本法律常识。至于“我怀疑你是个男人，你给我上女厕所干什么，你脱衣服给我看一下”，话中既有公然侮辱，更有恃权妄为的意味。如果这也能叫“执法不规范”，不论是“执法”还是“不规范”，内涵都太“丰富”了。

还没确定俩女孩是否违法，就要“关24小时”，这是恐吓；“今天就是你们自己犯贱”、“把你跟那些艾滋病，跟小偷，跟强盗关在一起”，更是流氓行为。

警察作为执法者，首先是给群众提供服务的，而不是找茬的。因为手中有盘查权，有传唤权，有留置权，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先“关24小时”，羞辱谩骂就像家常便饭，甚至到了“里面”让人“慢慢享受”……这不是警性而是匪气，不是不规范而是种“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不久，中央深改组第24次会议通过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专题文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管理系统化、执法流程信息化”“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在此语境中，涉事民警的做法，尽管带有个案性，可其负面警示也不容小觑。

□蒙柯（媒体人）

    一般来说业主没有办法选择物业，所以我们更要在于物业的交涉中留个心眼，保护自己的权益！转播到腾讯微博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

    若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纳或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的，则业主委员会有权督促其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 进一步规定，经书面催交，业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 仍未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

    物业服 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受 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业主无正当理由拒交物业 费的，将因此向物业管理企业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败诉所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

哪些情况可以拒交或少交？

    想不交可以不交：怎样才可以拒交物业费（不是教你诈）：

    1.对于不在业主缴纳范围内的，可以拒绝缴纳；
    2.服务质量过差可暂时拒交；
    3.提供未约定或未经业主同意的服务时，业主有权拒交不住未必全交：

    正常的物业费用缴纳从交钥匙的第二个月开始。收房后从未入住的，经确认，可以按照70%缴费；入住后（含房屋装修），但不使用住房，经确认，连续使用不超过六个月的房屋，从第七个月开始，物业费按照70%缴。

 　　很多网友想了解一下石家庄二套房认定标准是什么？为此融360小编帮你汇总：

　　目前银行在审查购房贷款时，不仅要查询借款人的贷款记录，还将登录房管部门的房屋权属系统查询借款人家庭的住房数量。严格按“认房又认贷”原则界定二套房。“认房又认贷”，指无论购房人现时名下是否有房产，只要之前有过住房贷款的记录，就会被认定为二套房，执行二套房贷款政策。

　　二套房认定标准一：父母名下有住房，以未成年子女名义再购房
　　详解：根据新的政策，家庭成员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即未成年子女也是被划为家庭范畴的。所以以未成年子女的名义申请贷款购房时，就会按照二套房政策执行。

　　二套房认定标准二：未成年时名下有房产，成年后再贷款购房
　　详解：根据目前银行"认贷又认房"，如果不出售现有房产的情况下，再贷款购房是属于二套房的，将按照二套房的政策执行。如果按过去政策，未成年时的房产只要没贷款，再申请房贷不算二套。

　　二套房认定标准三：个人名下有全款购买的住房，再贷款购房
　　详解：过去只"认贷"，这种情况不算二套房，但现在加了"认房"，虽然没有贷过款，但只要是在房屋产权交易系统中能够查到名下有房产，在不卖掉且申请贷款的情况下，也会被认定为二套房。

　　二套房认定标准四：个人贷款购买住房，结清出售后再贷款购房
　　详解：目前银行对二套房认定是"认房又认贷"，也就是说虽然贷款买的房产出售以后，家庭名下已没有任何住房，但因为其之前有贷款记录，再申请房贷也会被算做二套房。

　　二套房认定标准五：首次购房使用商贷，再次购房使用公积金贷款
　　详解：目前公积金贷款政策也比较严格，只要借款人有过房贷记录，不论房贷是否结清、房产是否出售，即便从未使用过公积金贷款，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也会被算做二套房。

　　二套房认定标准六：婚前一方曾贷款购房，婚后以另一方名义申请贷款购房，但两人户口没有在一起
　　详解：夫妻双方结婚后虽然户口没有落在一起，但在民政局有过结婚登记。现在，银行在批贷时除要求借款人提供户口本外，还会要求借款人提供婚姻状况证明，而结了婚的夫妻是不能提供单身证明的，所以另一方再购房时也会被算作第二套房。

　　二套房认定标准七：婚后双方共同贷款购房，离异后一方再贷款购房
　　详解：只要央行的征信系统中能够查到房贷记录，那么即便离异后房产判给一方，另一方再贷款购房时也会被认定为二套房。这一条对二套房的认定标准，使得很多试图通过“假离婚”来规避二套房贷款新政的想法也付之东流。

    案情简介：

    近日，胡先生拿着一张到期16年存款单到银行支取钱，但是因为存单与胡先生姓名不符，加之胡先生又忘记密码而导致无法取款，因此胡某一纸诉状将银行告上法庭。

    案件审理查明：

    原告胡某持有被告某银行于1999年2月10日出具储蓄存单一张，为存期一年的留密存单，户名为化名“李某”，金额7000元，且加盖该银行的业务专用章。这笔存款到期已达十六年，也没有被任何人支取。近日，胡某去该银行兑付，该银行以存单为化名，胡某又忘记密码为由拒绝兑付，现原告胡某以无法兑付为由将该银行诉至哈密市法院。

案件审理结果：

    据法律规定，2000年3月20日国务院发布《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要求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时应当使用实名，并与同年4月1日起施行，实施前已经在金融机构开立的个人存款账户，按照该规定实施前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首先原告胡某1999年2月10日使用化名在该银行办理定期存款手续的行为，是在2000年4月1日国家规定的实名存款制度施行之前，该行为并不违反当时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其次，胡某持有的存单，是该银行正规存单且盖有业务公章、经办人私章等；再次据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该行作为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持有该存单的底单，原告胡某要求对该底单上的字迹进行鉴定，但该行拒绝向本院提供，也拒绝依据底单进行笔迹鉴定；最后，法律规定：“……2、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综上，该行对胡某存款关系持有异议，但其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依法认定双方的存款关系成立。胡某持有的存单是该行出具的真实存单，依法与该行存在存款关系，该行应依法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

    综上，依法判决该行向胡某兑付存款7000元及利息。该案中胡某因自身原忘记密码，导致该笔存款不能顺利支取，其本人具有一定的过错，该案受理费由胡某负担。

    近日，胡先生购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其同事李某在试开这辆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将车辆损坏。无奈之下，胡先生与李某商议，于当日签订一份《购车协议》,李某以50000元的价格买下该车,并承诺还款日期。事后李某以各种理由拒付车款，胡先生将李某告上法庭。

    案件审理查明

    11月3日,栾谋与胡先生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一份,将该涉案车辆以6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胡先生。同年11月12日,被告李某试开该涉案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将车辆损坏。胡先生和被告李某于当日签订一份《购车协议》,被告李某以50000元的价格买下该车,并承诺于2016年2月1日前将购车款50000元还清。胡先生将车交给被告李某,李某对该车辆进行维修。2016年1月1日,被告李某给胡先生出具欠条一份,承诺于2016年1月15日之前还清车款。之后,胡先生多次找被告李某索要车款,被告李某以该车不符合国家有关车辆排放标准不能落户,买车目的不能实现为由拒付车款,引起诉讼。

    案件审理结果

    胡先生提交了与原车主之间的两份《车辆转让协议》,被告李某均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又不要求做笔记鉴定。栾谋本人出庭作证也证实转让协议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卖车是真实意思表示。据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结合该案胡先生具有卖车的主体资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11月12日达成车辆买卖协议时,被告李某在协议中写明了"车辆手续齐全"及交易金额和还款期限,且又于2016年1月1日再次给胡先生出具了欠条,并载明了还款期限。庭审时也出具了车辆相关信息和认可车辆档案在被告手中持有,说明在购车之初,被告李某购车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对车辆的手续进行了审核和接受,双方已达成合意才进行了车辆交易,书写了转让协议。整个交易过程没有法律规定的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之后被告称出具欠条是被胡先生胁迫的,但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现因车辆无法落户而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因此,被告李某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支付胡先生车款50000元。遂依法判决被告李某支付胡先生欠款50000元及利息。 （张庆元、陈湘） 

  张某拿着判决对着法官不解的问道：“明明是李某耍赖，借我钱不还，我也提供了证据，为什么不支持我的请求呢？”。

    原来，就张某在庭审中所讲：“他和李某是亲戚关系，有一天李某告诉他，自己能帮他购买单位福利房。没过多久，李某说家里出事了，需要借5000元，没有打欠条，双方还商量在福利房的事办成后，将这5000元做为"红包"送给李某。多年过去,房子没有办下来,该借款也经张某多次催要无果,这才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偿还借款5000元。

    与此同时，张某向法庭提交了二份录音资料：一份是张某委托李某办理集资建房电话录音；另一份是张某两次到李家要求还钱的录音。

    法院经过庭审查明张某曾委托李某为其办理福利房的事实,但是两份录音资料中没有反映出5000元借款与福利房之间的关系,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法院不予认定5000元借款事实，最终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根据法律规定，证据有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等法定形式。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拿到证据，就一定能打赢官司，这是一个误区，其实能够被法庭采信且作为定案证据的，无论何种形式，但都必须能够直接或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才行。